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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巧借谈心改境遇 以怒除悲劝知音（第1页）

上回书中说到在众人的劝说下，向河渠终于醒悟过来，不再凭一己之力去与歪风邪气斗，而是以退为进，改变自己的处境。

改变处境的要点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大队领导层对自己的看法，一是改善与薛井林的关系。改善与薛井林的关系目前有些难度，针尖对麦芒地顶着干已漫长一段时间了，一下子化干戈为玉帛，谈何容易？而想改变大队的看法却相对容易得多，因为他与郑支书、冯主任没有一丝一毫的利害冲突，应当说开始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要不然会计一职满可以选大队团支部副书记殷长生来当。

后来之所以变差，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薛井林善于逢迎巴结，自己则永远是公事公办，关系亲疏别说是上下级，就是父亲与几个儿子相处，也是喜爱逢迎自己的多些；一方面完全恪守着母亲的“背后不论他人非”的教诲，从不在背后说人的毛病与过错，而薛井林和他的一帮人却是只要逮住把柄，哪怕是表面现象，也要去大队告状的。

知道的能辩白，不知道的谁知有多少？比如晒席事，冯主任认为是小事，没批评，如不是六队会计郝兴仁碰巧听到告知，则没有政治操上的抨击，也就没有当冯主任面的澄清。假如能让郑支书、冯主任了解一下自他当干部以来的所作为，应当是改善看法的关键，并且要当薛井林的面陈述。

怎样才能获得当面陈述的机会呢？他打算借用毛主席提倡的开展谈心活动来获得郑、冯的同意。于是他分别与郑、冯二位说了“为搞好四队班子的团结，建议开展谈心活动。”郑、冯都同意，但郑支书却说最近他抽不出时间，由冯主任来主持，公社新派来的分管干部印会计可以陪同，冯主任点了头。几天后向河渠又找了一次，冯主任在印会计的陪同下于十月十四日下午来到四队。

谈心活动在薛井林家进行，冯主任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四队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班子，领导班子又决定于你们两人的精诚团结、同心同德。长时间以来你俩的斗角，直接影响了四队的前进步伐。大队虽做了几次工作，效果不大。最近向会计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提议开展谈心活动。郑支书和我很赞成。为有助于你们通过谈心活动增进相互了解，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我和印会计今天只听不发表意见，盼望你们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会上谈过，会后不再议论。我就说这么多，印会计你说说。”印会计说：“我刚分到红星来，情况一无所知，说不出什么。你们二位谁先开始谈起来吧。”

公社会计印伯良的到来，对向河渠来说是处境转变的契机和助力。因为印伯良是原高二（三）印新元的父亲。在家里听儿子几次说到向河渠，同学们到他家时听过向河渠的发言，印象不错。向河渠见印伯良分到红星来，敏感地知道助他脱困的贵人到了，他必须抓住机会。

冯、印二人话说过以后，薛、向二人却迟迟不开口，冯士元有些不耐烦，正要催促。突然门外一人带着爽朗的笑声进了屋，四人一看，是公社组织委员周延龄。向河渠连忙起身让坐，自己则另端一凳坐到旁边，薛井林则赶忙倒水。

周延龄笑哈哈地说：“昨晚党委决定我到红星来陪陪老爬灰，怎么样？不会不欢迎吧？”印伯良笑着说：“正经点好不好，你是党委成员，该当我陪你，怎么弄颠倒了。”周延龄笑道：“不 不，你是老爬灰嘛，可以传授点经验，让我们也学点本事，小冯，你说是不是？”冯士元笑着说：“等我生了儿子再向二位拜师。”

一阵玩笑过后，冯士元将今天的会议目的说了一下，周延龄说：“到大队听老郑说了，你们谈，你们谈。”冯士元说：“向会计，建议是你提的，你先说说。”向河渠说：“薛队长客气不肯先说，我就先说。”

向河渠先回顾起两人历史上的关系，他说：“在全队以我跟井林认识最早”见众人面显惊讶，他说，“他家原住在九队河北，与我外婆和大舅家河南河北，一张木头桥连通了两边，小时候我俩就认识。后来他一家搬到我们队，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学，大前年我爸被揪斗，薛井林为我爸的平反昭雪出了不少力，我们全家都记着这段情。”周延龄说：“唷，说起来你们应该是最好的搭挡，怎么闹起矛盾来了？”向河渠说：“可能是我在一些事情上处置不当引起的吧。”周延龄说：“哦——，说说看。”

向河渠说：“当上生产队干部后，我俩都下定决心彻底转变我队的落后面貌，因而一开始能同心同德、携手并肩奋斗，到后来不如意的事情屡屡发生，两人关系越来越差，为消除误会，我也曾两次到你家交谈，睡在一张床上，谈了两个晚上，仍然无补于事。我觉得我俩前世无仇，今世无怨，没有理由你挖我墙脚，我绊你跟斗。我们之间没有跟本的利害冲突，只要坦诚交心，把意见说出来，把误会消除掉，找到共同的目的和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就能恢复过去的友好关系，重新掺起手来把这个队搞好，所以就提出了这个建议。”周、印两人几乎齐声说：“这个方法好。”薛井林也赞成这样做。

向河渠说：“既然你也赞成，那么一家一主，一庙一神，你是当家的，就请你先说说。”薛井林说：“我全无准备，还是你先谈谈吧。”薛井林说的也是事实。事前他根本不懂会有个交心活动，也从来没打算跟向河渠交什么心，让他先谈，真的措手不及；再说凡这种类型的交谈，先谈的肯定处于不利状态，因为不知对方会说出什么话来，不能有针对性地说自己的。向河渠没有这些顾虑，一是有了准备，二是自己确实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言行怕三位领导知道的，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大概就是这种状况。因而薛井林推辞，他就先开了口。

向河渠追述了一年来两人一齐工作的历程，然后归纳说：“自从确定你当正组长那一刻起，我就抱着配合你把这个队搞上去的决心，并付出了自己心血：所有的制度规定由我起草；你在立新工作队期间，鉴于我们年轻不懂种田，成立了农事研究组；因为有些青年调皮捣蛋，组建了“青年突击队”，并建议由周兵带队，这样可以不让歪风邪气影响全队，同时借以因势利导，教育他们不往邪路上走。你从立新回来后，我与周兵积极配合你，政治上帮你做思想工作，生产上帮你作生产规划，常提自己的建议供你参考，我的本职工作在全大队处于中上游状态，不丢你的面子。我觉得我们好比是夫妻，我这个当妻子的就该配合丈夫做好工作，为你的威信着想，凡做对头的事我和周兵尽量揽过来，可是结果怎样呢？”向河渠苦笑着分“领导组作出的决议被你推翻”“我们按制度处理了社员，你说好话”等四个方面列举了事例，同时就解散“农事研究组”“青年突击队”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就所知的小报告逐一澄清了真相，但对他不赞成薛井林与夏金花结亲一事没有说。

薛井林听着听着，觉得不对劲，这哪儿是谈心，分明是揭发我洗清他自己呀，象这样谈下去 ，大队领导会怎么看自己？在公社领导眼里自己又成了个什么样的人？他必须反击。

反击些什么呢？反驳是不行的，因为人家说的是事实。不反击也不行，他猛然想起金花告诉他的一句话，于是冷冷地问：“你总是拣有理的说，怎么没说你背理的事呢？”向河渠一愣，随即说：“牛不知力大，人不知己过，自己总是觉得正确的才做，有时自以为正确，其实却是错的，这不奇怪，你说出来，是我错了的，保证知错认错改错。你说我有哪些背理的事情？”

薛井林问：“你还记得曾说过‘薛井林不要想做到我的主’这句话吗？”向河渠说：“我大概还没有狂到这种程度，连这种话也说得出口。不信可以请传话的人来当面对质，我什么时候在哪里跟哪个说过这种混帐话？这话只怕是挑拨。”薛井林说：“对质到没有必要，但事实可以映证。”他举例说领导组的决议应该由他宣布，向河渠却抢先宣布了；有时候向河渠已通知人上工了，他却不知情，这些是不是越权？有几个人大忙到了还没归队，他宣布扣钱，向河渠却拒不执行；杨冬根家的照顾他不同意，向河渠硬要坚持到底，他说的话作不了数，是不是说明他作不了主？“连我叫人拿了一次钥匙，你也立刻赶来要去，你好不放心人哪，在这个队里我还算是当家人吗？”

周延龄一听，立刻严肃地问：“这是怎么回事？”向河渠说：“还有些什么事你通统说出来，是我错了的知错认错改错，是误会的解释。”薛井林说：“我知道你理论强，没理也能说出理来，我先说这么多，你说吧。”

向河渠说：“今天领导在这儿，有理没理不凭你说我说，领导心里有数。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但都有下情可说。请你回忆一下，凡我抢先宣布的决议都是做对头的事情，之所以我来宣布，是不让人把矛头指向你；擅自通知人上工，是捉粘虫，那段时间你根本不通知人打早工，如果我也不通知的话，只怕拖下去会影响麦子的产量（捉粘虫是个起早干的活儿，太阳一出就难以找到虫子---笔者注），这两件事是我做得不对，保证改，下次决不重犯。

扣钱的事，你可能忘了当时的决议是立即通知外出人员归队，如不归队，迟一天扣一块钱。队里迟迟没派人通知，这些人才迟了几天，不属拒不归队，不该扣，这件事当时是说清楚了的。至于杨冬根家该不该照顾，你开始为什么不同意，还是你向三位领导汇报一下，让领导判断该不该照顾。钥匙的事我是这样看的：公房的钥匙按规定除保管员外任何人无权保管，要到仓库拿东西一定要保管员到场，你叫人拿走钥匙为了什么呢？需要我说吗？我可是为了你好哇。万一仓库出了差错，你洗得清身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