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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91章 十年（第1页）

“流媒体。”福茂直截了当地说，语气里带着一种特有的坦诚，“奈飞今年带着《无境之兽》来敲门，想进主竞赛。我们没让。不是因为电影不好，而是因为他们的发行模式——在影院和流媒体同步上映。我们的规则是，必须在法国院线先上映。这是底线。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意味着我们正在失去年轻一代的观众。他们在手机上看电影，在电脑上看电影，他们不来戛纳，不看大银幕。我们坚守了七十年的传统，正在变成一座孤岛。”

杨简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蒂埃里，传统不是用来坚守的，是用来进化的。”他放下酒杯，身体微微前倾，“奈飞的问题，不是流媒体的问题，是窗口期的问题。你们的规则有道理——电影院是电影的圣殿，这个圣殿不能被亵渎。但规则也可以调整，比如把窗口期缩短，或者设立一个新的单元，专门给那些‘影院优先但允许流媒体同步’的电影。变通不等于妥协，变通是为了更好地坚守。”

福茂和雅各布对视了一眼。雅各布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然后说：“杨，你这话让我想起了戈达尔。他当年也说过类似的话——‘电影不是在影院里诞生的，电影是在影迷的心里诞生的。’也许我们太执着于形式了，忽略了本质。”

“不是忽略本质，是太爱这个形式了。”杨简说，“你们对电影的爱，我懂。戛纳是全世界电影人的圣殿，这个地位不是靠规矩撑起来的，是靠你们七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撑起来的。但规矩是工具，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好电影被看见，让好导演被尊重，让电影这门艺术活下去。”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两位法国老登，“如果你们因为规矩太死，把好电影挡在门外，那规矩就成了枷锁。这不是戛纳的精神。戛纳的精神是开放、包容、拥抱多样性。”

雅各布沉默了很久，然后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杨，你知道吗，每次跟你聊天，我都会重新思考很多事情。”他抬起头，看着杨简，目光里有感慨，也有一种释然，“2006年你带着《爱》来戛纳的时候，你还不到二十二岁。那时候你站在卢米埃尔大厅的舞台上，手里拿着金棕榈奖杯，全场起立鼓掌。我当时在想，这个年轻人能走多远？十年过去了，你给了我答案。”

杨简摇摇头，“我只是一直在做我喜欢做的事。电影，音乐——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我只是比较幸运，能把这些都做好。”

福茂在旁边笑了，“杨，你太谦虚了。幸运这个词，不适合你。”他端起酒杯，碰了碰杨简的杯子，“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这次《寄生虫》入围主竞赛，我们都很期待。这部片子，你拍了多久？”

“从剧本到成片，大概两年。”杨简信口胡诌，反正他不说，没人知道真相，“剧本写了很久，改了无数遍。拍摄倒是不算长，但后期的剪辑和混音花了很多时间。这是一部需要精确计算的电影——每一个镜头的构图，每一句台词的分量，每一个情节转折的时机，都必须卡在刀刃上。多一点就过了，少一点就不够。”

福茂点了点头，“我们选片委员会在看《寄生虫》片段的时候，整个放映厅安静得能听到空调的声音。放映结束后，所有人坐在那里，很久没有人说话。”他看着杨简，“这是一部愤怒的电影。但愤怒不是那种声嘶力竭的愤怒，而是一种冷静的、克制的、让人脊背发凉的愤怒。”

杨简想了想，说：“愤怒是底色，但不是全部。《寄生虫》讲的是穷人和富人的故事，但我不想把它拍成一部简单的‘穷人可怜富人可恨’的道德剧。我想探讨的是——贫穷是怎么让人变形的，尊严是怎么被一点点剥夺的，善意在生存面前是多么脆弱。这些都是很复杂的东西，不能用二元对立的简单逻辑去概括。所以电影里的富人不是坏人，穷人也不是完美的受害者。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处境里做选择，有些选择是对的，有些选择是错的，但不管对错，都要付出代价。”

雅各布静静地听完，然后说了一句让杨简有些意外的话。“杨，你的电影一直在变。《入殓师》是关于死亡的温柔；《爱》则是剥离了爱情的浪漫滤镜，直面?衰老的残酷与尊严的代价?，探讨了在生命尽头‘爱是成全还是占有’的伦理困境；而现在的《寄生虫》是关于生存的愤怒。但不管题材怎么变，你的电影里始终有一种东西——对人的悲悯。你不评判你的角色，你只是呈现他们。这种悲悯，是最高级的电影语言。”

杨简端着酒杯，没有说话。他知道雅各布说的是对的，但“悲悯”这个词，还是让他有些不自在。他不是一个喜欢被贴上标签的人，哪怕这个标签是好的。

“吉尔，”他放下酒杯，“别说我了。说说今年的竞赛片吧。我在飞机上看了片单，阵容很强。”

福茂立刻来了精神，身体前倾，像是一个要向老朋友炫耀收藏的藏家。“当然强！今年是七十周年，我们必须拿出最好的阵容。”他掰着手指数，“佩德罗·阿莫多瓦的《胡丽叶塔》，这是他第五次入围主竞赛。达内兄弟的《无名女孩》，第七次入围。保罗·范霍文的《她》，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这部片子会引起争议——不是内容上的争议，是美学上的。还有人会质疑范霍文是不是太商业了，不适合戛纳。”

杨简笑了一下，“《她》在戛纳？范霍文的暴力美学配上于佩尔的冷感表演，会很有意思。”

“还有朴赞郁的《小姐》。”福茂继续，“小棒棒的那位。他的片子你也看过吧？《老男孩》《蝙蝠》《斯托克》。这次《小姐》是他在戛纳的第一次亮相。他把1930年代的朝鲜和小日子殖民时期的背景，拍成了一种精致的情色惊悚。画面美得不像话，但情节很黑暗。我觉得他会让很多观众坐立不安。”

杨简点了点头。他在飞机上看了《小姐》的资料，还看了预告片。“朴赞郁是一位很厉害的导演，他的视觉风格非常强烈。但我更好奇的是泽维尔·多兰。《只是世界尽头》，他的第六部长片，他才二十六岁。这个年轻人每次来戛纳都能引起话题。2014年《妈咪》拿了评审团奖，全场掌声雷动。这次他带来了加斯帕德·尤利尔、玛丽昂·歌迪亚、蕾雅·赛杜这样的豪华阵容。很多人都在等着看他的新作。”

福茂的表情有些微妙，“多兰的天赋毋庸置疑，但他太年轻了，年轻到有时候会让人忘记他只有二十六岁。他的电影情感浓度很高，有时候高到让人觉得喘不过气。他的影迷觉得这是激情，批评者觉得这是矫情。但不管怎么说，他是戛纳一手培养起来的，我们为他感到骄傲。”

吉尔·雅各布在一旁补充，“除了这些熟面孔，今年还有玛伦·阿德的《托尼·厄德曼》，一位德国女导演，这是她的第一部戛纳入围作品。还有安德里亚·阿诺德的《美国甜心》，英国女导演，第三次入围主竞赛。”他顿了顿，语气里带着一丝感慨，“今年主竞赛单元有四位女导演，这是戛纳历史上最多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