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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无人分担的家务（第2页）

哈特利的书一开始讲了一件与洛克曼的开篇故事惊人相似的事情：母亲节那天，她提出要找人来打扫她与丈夫、孩子共用的卫生间和地板。她解释说：

对我来说，这个礼物并不是清洁工作本身，而是有这么一天我可以不用管家里的事。我不需要打电话，不需要比较不同的报价，不需要研究和审查每项服务，不需要安排付款，不需要预约时间。我真正想要的礼物是摆脱一直萦绕在脑海里的任务，摆脱这种情绪劳动。干净的房子只是我的附加收获而已。16

可惜，事与愿违。哈特利的丈夫选择省钱，他要自己给卫生间来个大扫除。在他打扫的时候，她的任务是一个人照顾孩子们，而家里的其他事情完全陷入了混乱。她描述了自己当时的愤怒：“这么多年来，我们家一直只有我一个人在管事。”17

这很容易被认为是一个只存在于第一世界的问题，这么想的话就转移了视线。这里要比较的不是这些第一世界的女人和那些处境较差的女人，后者毫无疑问确实面临着许多独特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更多的问题后面会讨论。我们要比较的是，女人和那些没有平等承担家庭护理责任的男人，而且也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可以解释男人为何在这方面没有尽到责任，毕竟，那种认为男人和女人在育儿方面有“天生”差异的倾向或喜好的假说已经被揭穿，甚至完全是一种不动脑筋、图省事的性别歧视。之所以这样说，一部分的原因是，有研究显示，大脑是有可塑性的，当男性成为主要照顾者时，他们的大脑与那些作为主要照顾者的女性的大脑相似。18虽然如此，男性还是无法真正地参与家务和育儿劳动，这似乎影响到了所有人口群体中的女性。19当然，这并不是说，贫富状况不同的女性受到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当高收入、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男性不能照料家庭，而他们同样富有的（通常还是白人）女性伴侣疲惫不堪、倍感绝望时，他们往往会“放下身段”，请经济状况不如他们的非白人女性来做这些事。所以，享有特权的白人男性的失职，不仅对其妻子产生了有害影响，而且还延伸地影响到了更加弱势的女性，这些女性可能会受到剥削，去做那些本来就不应该由享有相对特权的女性独自完成的工作。20

男人不仅仅是在家庭里未能照顾或拒绝照顾他人，他们甚至非常不愿意从事有偿的护理工作。经济学家观察到，男人们宁愿失业，也不愿从事护理工作（例如，当护士的助手）、照顾老人或成为家庭保健助手。但是，这些工作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需要有人来做，因为传统的男性蓝领工作已经从美国经济中消失了。《纽约时报》2017年6月的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个问题：“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传统上由男性从事的工厂工作正在枯竭，美国经济中增长最快的是那些通常由女性担任的工作岗位。为什么不找男人来做这些事呢？”21

毋庸置疑，男性参与有偿护理的一个障碍是，男人认为自己应该从事传统上更具阳刚之气的工作：换句话说，一定要做工厂里的工作，特别是对于白人男性来说。但另一个障碍可能是，他们的女性伴侣也认为这些工作与男性伴侣的尊严不相称。社会学家奥弗·谢朗发现，即使一个失业的中年职业男士愿意从事传统上属于“女性行业”的低薪工作，他的妻子往往还是会鼓励他继续寻找工作。22与此同时，完全处于失业状态的男性（相对于有工作或者虽然没有工作但积极找工作的人）的比例已经翻了一番—从1950年的15%上升到2018年的30%出头。23

关于现代美国男人（主要是白人）的男子气概危机，已经有很多研究。在许多社区，特别是在农村社区，越来越多的白人男性不工作。他们患抑郁症、依赖药物（特别是依赖阿片剂），自杀的风险也在增加。除了其他的解释之外，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是价值危机的结果：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男性找不到感觉有意义的社会角色。事实上，护理工作不仅需要做，而且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工作本质上没有剥削性，和很多传统的、被认为有男子气概的蓝领工作相比，还有其他优势：一般来说，这种工作对身体和环境的伤害往往更小。在这种情况下，男性的应得权利感不仅伤害了其他弱势群体，也伤害了男性自己，并阻碍解决岗位供需之间的差距问题，这些岗位空缺急需填补。

如果说，男性常常觉得自己有权从事某些有偿工作，那么与女性伴侣相比，他们也觉得自己有权享受更多的休闲活动。正如达茜·洛克曼所指出的那样，多项研究发现：“工作时间长的父亲，其妻子会承担更多的育儿工作；而工作时间长的母亲，其丈夫会睡得更多，并且看很多电视。”24

这就回答了男性在带薪工作之外如何安排时间的问题。但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仍然存在：男人家务做得这么少，是因为他们比其女性伴侣参与更多的休闲活动吗？或者说，他们是为了少做家务才去参与更多的休闲活动吗？

当杰玛·哈特利的丈夫罗布被解雇时，他们约定由他来接管早晨的日常家务，以便她能写完手头的书。她描述了做出这个安排大约一个月后的某个下午：

当我从家里的办公室出来时，两岁的孩子还没有吃午饭。我慌忙给他做了拉面，然后迅速安顿他睡觉，而罗布则换上了他的骑行装备……乱放的涂色书、蜡笔、记号笔、打印纸……铅笔屑，还有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摊在餐桌上，我不敢看里面成了什么样子。有两种颜色的动力沙（kinetic sand），都一小块一小块地散落在原来装沙子的托盘外面，满地都是。早餐吃完后没洗的盘子，碗里吃了一半的食物，还有木头桌面上已经结块的牛奶……屋子不只是有点乱，简直就是一团糟。

当哈特利在努力收拾烂摊子的时候，她的丈夫出门骑山地车去了。《受够了》一书明确指出，这种情况绝非罕见。

詹西·邓恩的丈夫汤姆也很喜欢骑自行车：在他们的女儿西尔维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就养成了长途骑行的习惯。邓恩的这本书有个不太吉利的名字，叫《有了孩子后如何不恨你的丈夫》（How Not to Hate Your Husband After Kids），与洛克曼和哈特利的书相比，这本书没有那么学术。它的读者对象也比较特殊：不是那些行为可恶、做事不公的男人，而是他们的女性伴侣，她们得想法子不去讨厌自己的丈夫。尽管邓恩和她的丈夫都是报社的自由撰稿人，有着差不多的日程安排，但他却只做10%的家务。邓恩写道：

我倒也希望他这10%的努力就够了，但事实上远远不够。我觉得他就像是我开的酒店里的客人。我一直抱着沉默的女权主义者的态度，看他会不会多做点事帮帮我。那个10%从未改变过。更让我不满的是，每个周末，汤姆总能够像个快乐的单身汉一样晃来晃去。对他来说，一个普通的周六首先是和朋友们踢一场足球，或者是骑五个小时的自行车（他似乎是在我们的宝宝被剪断脐带那一刻就开始了耐力运动，剪断脐带的声音就像是发令员手中的枪，让他赶紧跑）。运动好之后，他会悠闲地洗上20分钟的澡，吃一顿晚早餐，睡上一个长长的午觉，然后把各种期刊翻个遍。而与此同时，我却在当车夫，把女儿送到各个生日聚会和小伙伴那里。周末的晚上，汤姆不和我商量就去和朋友们聚会喝酒，他就那么轻轻松松地出门了，认为我会搞定孩子洗澡和睡觉的所有事情。26

邓恩想知道，鉴于她“之前允许这种模式存在”，她现在这样对出现的后果感到愤怒是否公平。在我看来，她的愤怒当然是公平的，因为她的丈夫确实是那个做了错事的人。邓恩和她丈夫在那期间去咨询过一位波士顿著名的婚姻咨询师和治疗师—特里·里尔，他对他们的情况也毫不客气地做出了和我类似的判断。要想听到里尔的判断和分析，那可是要付出每小时800美元咨询费的。里尔让他们描述一次典型的争吵。邓恩说，有一次汤姆去意大利的乡村骑车旅行，为的是给杂志写一篇文章。回到家后，由于时差原因他睡了整整两天，邓恩只能一个人管孩子。等到汤姆终于睡醒后，邓恩很生气，对着他大吼大叫。“我来告诉你我怎么想，”里尔对邓恩说，“我站在你这边。”27

治疗师也并没有为邓恩在对丈夫的“自私和娇贵”（里尔是这么说的）做出反应时的一些行为开脱。事实上，里尔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邓恩使用了语言暴力（她经常骂汤姆“混蛋”和“笨蛋”）。但里尔也明确判定说，虽然邓恩表达愤怒的方式可能不可取，但她的愤怒本身是合理的。里尔对邓恩的建议是，“情绪多变的女人通常会觉得别人不听她的意见”。28

最近的研究表明，男人之所以能做这么少的家务而不受指责，部分原因可能是人们对异性伴侣中女性的要求高于男性。29也就是说，女性更容易因为家里乱七八糟、孩子穿着怪异，或者在每个上学日没有给孩子准备完美的便当而遭到羞辱、受到指责。30另一部分的原因也许是，即使男人家务事做得少得可怜，但相对而言，他们都是好人。正如洛克曼所说的：

虽然近几十年来，双亲家庭中父亲的参与度有所提高，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是没有父亲的。显然，那些能坚持在身边爱护和照看孩子的男人，不应该遭人诟病。31

在好男人的标准总体上如此低的情况下，人们禁不住会把在场的男性伴侣和父亲，与不在场的男性伴侣和父亲做比较，并且认为前者在道德上令人钦佩而非有所不足。另一个令人反感的比较是：现在的父亲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通常所做的。现代父亲的平均参与度的确远远高于前人。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确一点，这里要做的是一个道德上相关度最大的比较：男性伴侣和女性伴侣。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仍然负担过重，而男人却往往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这种情况现在尤为严重，因为男人的女性伴侣如今更有可能拥有水平相当的收入，从事同等时间的有偿劳动。32所以，既然其他方面都是平等的，她为什么就应该比他承担多得多的家务呢？答案当然是：不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