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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治文化（第9页）

另一种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是以每个文化内部的演进性，去否认一个文化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倾向性。比如，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说到巴基斯坦的“荣誉谋杀”。所谓“荣誉谋杀”，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一个男性，因为他某个女性亲属做出什么“有伤风化”的事情，比如通奸、私奔，甚至仅仅因为穿着有点暴露，就直接把这个女人给杀了。讲到这个现象时，我表示很愤怒，我这个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基督教国家以前也非常歧视女性，中国不也是，等等。

显然，基督教世界历史上有过烧女巫现象，中国古代也有过将通奸女性“浸猪笼淹死”的现象，这和今天巴基斯坦的“荣誉谋杀”相比，其残忍程度，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当我们谈论文化差异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特定的历史时刻”的差异，也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的横切面里，不同文化是否存在着价值差异。毕竟，文化的冲突是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刻，400年前的英国人可能比今天的巴基斯坦人更加保守，但是他们不会相遇，会相遇的，是今天的巴基斯坦人和今天的英国人，所以特定历史时刻的文化落差很重要。

第三种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是以“普世价值”去否认文化差异的存在。根据这种观点，世界上存在着普世的价值，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是人嘛。因此，我们能够观察到文化差异，“其实”仅仅是政治差异，无非是一些统治者以高压方式蒙蔽人心，一旦高压消失，“虚假观念”也会随之消失，普世价值自然就浮现出来了。

老实说，我觉得“普世价值”这个词有点偷懒。显然，全世界的人都热爱自由。用秦晖老师的话来说，如果自由不是“普世价值”，为什么全世界的监狱都要上锁？全世界的监狱都要上锁，说明全世界人都渴望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当然是普世价值。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或许不是全世界民众是否热爱自由，而是当自由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比如当自由和平等发生冲突时、当自由和秩序发生冲突时，人们如何排序？面对价值的冲突，也就是所谓“诸善之争”的时候，价值的排序或价值序列中的权重不同，就带来政治文化的差异，这才是“文明冲突”的起源。

比如，有些文化重视秩序超过自由，有些文化则重视自由超过秩序；有些文化认为主权比人权重要，有些文化则认为人权比主权重要；有些文化更重视平等，有些文化更重视效率；等等。我在清华大学工作，如果我问我的学生怎么看待“港独”“台独”，我相信绝大部分学生都会义愤填膺、拍案而起，但是我记得在英国工作的时候，我也问过N个我的英国学生，如果苏格兰独立，你怎么看？结果他们大部分都表示，他们想独立就独立呗，慢走不送。

至于各种文化差异背后有没有政治因素，当然肯定有。但是，即使是一定体制内形成的民意也可能内化。为什么？因为为了避免认知失调，人们往往会说服自己，自己被动相信的东西其实是自己主动相信的。这一点，在纳粹德国是常见现象。之前我讲到艾希曼、讲到“理性的无知”，就是类似的道理。而所谓“虚假观念”，一旦形成，它也可能构成真实的、有重量的“社会事实”，反过来成为特定政治的文化支撑。这就像“地球是平的”这个说法，即使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多数人这样认为，这个观念本身就构成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是有社会后果的。

所以，其实人们有很多种方式去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真实存在。不过，政治文化差异的真实存在，并不是亨廷顿的或者我的“看法”而已，而是可以被验证的经验事实。比如，跨国民意调查就可以提供大量相关信息。举个例子，关于男女平等的看法，在世界观念调查2010—2014年的数据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当就业机会稀少时，男人比女人更有权得到工作。你是否同意这个看法？”美国人同意这个判断的比例是多少呢？大约6%。中国人多少呢？38%。巴基斯坦多少呢？75%。可以看出，对同一个涉及男女平等的问题，今天的西方文化、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反应是不同的。

再举个例子，皮尤中心2015年的一项民调，有个问题涉及言论自由的限度，当问及“人们是否有权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时，95%的美国人表示同意，巴基斯坦表示同意的人则只有54%，而当问及“人们是否有权公开冒犯我的宗教”时，77%的美国人表示同意，但是只有20%的巴基斯坦人表示同意。[1]可见，不同文化目前对“言论自由的边界”的理解也有所不同。还有一个例子。在盖洛普2017年的一项民调中，一个问题是“你是否愿意为你的国家而战”，中国表示“愿意”的比例是相当高的，77%，而欧美国家普遍不太高，美国是最高的，44%，加拿大是30%，英国是27%，说明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可能不如中国人这么热烈。

此类的例子很多，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我想，大家已经大致理解我的核心观点：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政治文化差异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上，在追踪全球观念变化方面，最著名的两个政治文化学者英格尔哈特和韦尔策尔，他们干脆根据这些差距，画出了一个“世界观念地图”（图4-6）。

图4-6　世界观念地图（2020）

（图片来源：World Value Survey网站）

图中，纵轴是从传统价值到世俗理性化的分野，横轴是从生存价值到“自我表达价值”的分野。在这个“文化地图”中，信息非常复杂，但是有一点相当明确：不同的文明确实在价值谱系上的位置有所不同，并且具有一定的“板块性”。比如，新教国家倾向于集中于这个图的右上角，也就是说，它们的政治理性化程度和自我表达价值都比较高；而儒教国家倾向于出现于图的中上方，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政治理性化程度较高，但是自我表达的价值程度居中。以此类推，确实可以大致看到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板块”的分布。

亨廷顿对在哪儿之二：政治文化差异可能引发冲突

上面是我想说的第一点：政治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现在，我来说说我同意亨廷顿的第二点：政治文化的差异可能会带来冲突，在一个全球化加速的时代尤其如此。关于这一点，大家可能又会觉得是废话：显然啊，差异可能带来冲突，这有什么争议吗？事实是，这有争议。不但有争议，而且近些年人们还争得如火如荼。争论的一方，当然是亨廷顿的观点，认为在一个不同文化狭路相逢的时代，可能爆发激烈的冲突，而争论的另一方，则是一种比较理想主义的“文化多元主义”观念。

根据这种观点，不同文化如果彼此尊重，完全可能和谐共处。因此，移民难民的加速化不会带来什么文化的冲突，少数族裔也没有必要向主流文化靠近、进行文化同化。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话来说：多样性是我们的力量（Diversity is our strength）。所以，为什么要害怕文化差异？文化差异恰恰应该是一个社会应当庆祝的事情。

显然，特鲁多的说法非常有吸引力，我们都向往一个不同文化和谐共处、各美其美的社会。但是，这种和谐的前提是“相互尊重”，而这是一个巨大的、经常被现实打耳光的“如果”。如果塔利班能够接受民主选举，阿富汗就不会再打内战；如果埃及人都接受穆兄会的胜选，那么埃及民主就不会崩溃；如果乌克兰人都承认欧盟比俄罗斯更好，乌克兰内战就会迎刃而解……但问题是，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省心的“如果”。

成功的“多元文化主义”需要所有文化群体同时恪守自由、宽容、民主的底线，而这是一个极高的底线。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种族关系问题仍然是一个不断发炎的政治伤口。印度作为发展中世界的老牌民主国家，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近年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华裔在那里已经扎根数百年，仍然成为时不时爆发的反华浪潮的受害者。在尼日利亚，基督徒和穆斯林从独立开始就不停冲突，直到今天，几乎每次大选都因为族群关系而成为火药桶事件。显然，在这方面，相比其他国家，加拿大相当成功，但是即使成功如加拿大，其魁北克问题也曾引起严重撕裂。到今天，它也有移民难民的限额，有择优过关的移民过滤标准，而在难民涌入有失控迹象之际，它也开始悄悄地调整自己的政策，把门关得更紧。更重要的是，到现在，加拿大仍然是个文化同质程度相当高的国家，其有色人种的人口比例远远低于美国，非法移民问题更是与美国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加拿大已经成功应对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不如说真正的挑战可能还没有到来。

事实上，文化在相互遭遇的过程中发生冲突，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实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对此，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有长达200多年的切身体验。当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访，一个跪还是不跪的问题，就引发了巨大的外交危机。这个危机的背后是什么？是价值的冲突。对当时的大清王朝而言，连大臣见到皇上，都得三跪九叩、自称“奴才”，何况你一个外国使节？而对英国使节来说，我连自家国王都不跪，为什么要给你们跪？不同的权力观，带来文化的冲突。马戛尔尼访华暴露的礼仪冲突，只是后面200多年巨大文化冲撞的一个引子而已。

今天，全世界的文化冲突仍然无处不在。一个典型例子，是2015年的“查理周刊事件”。这件事大家应该都知道，法国的一个杂志《查理周刊》，因为刊登冒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遭遇极端分子的报复，10余人被打死。2020年10月，一个法国教师又因为在课堂上展示这个漫画，被一个穆斯林极端分子砍头。对于法国主流社会来说，言论自由是至高的价值，哪怕这种自由有时候意味着对虔诚宗教信徒的冒犯；对于极端主义穆斯林来说，宗教信仰是至高的价值，哪怕这意味着有时候要抑制言论自由。于是，不同价值排序的文化相互遭遇时，冲突爆发。

图4-7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