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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治文化（第7页）

生产“暴民”的机制一：高压

首先来看高压的力量。在系统的政治杀戮或迫害中，暴力的普遍化甚至仪式化往往是关键一步。历史上对酷刑有组织的围观，各种批斗大会，都是这种仪式化暴力的表现。纳粹一上台，其国家暴力的特性就显露无疑。1933年，纳粹开始推行所谓抵制运动，冲锋队四处出击，禁止德国人进入任何犹太人经营的场所。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禁止犹太人和日耳曼人通婚，禁止犹太人在诸多行业从业。1936年开始，对经济体系进行所谓“雅利安改造”，直接剥夺犹太人的财产。1938年的“水晶之夜”，更是将暴力赤裸裸化，数百个犹太人被杀，数千个店铺被烧毁，数万个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有了这一切的铺垫，1941年后对犹太人的强制隔离居住、1942年后实行所谓“最后方案”，就是水到渠成了。

图4-5　20世纪30年代末，维也纳，犹太人参加强制劳动

这些暴力或暴力威胁给普通人带来的震慑，我们不难想象。“二战”结束后，很多普通德国人声称自己不知道对犹太人的屠杀，不知道集中营的存在。其实，所谓“不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想知道”，而“不想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敢知道”。只要稍微想一想，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呢？一批批的犹太人消失了，而在消失之前，他们被辞退、被剥夺财产、被隔离、被殴打、被羞辱……然后，他们消失了。

即使想不到其中的细节，也能想到那是一条非常黑暗的隧道。何况在消失的途中，无数普通人不断接手他们：隔离区的工作人员、警察、火车站工作人员、医生、狱警、厨师……也就是说，有无数的艾希曼们，而这些艾希曼们很容易把所见所闻告诉亲友以及亲友的亲友……但是，因为恐惧，人们不去想，不敢想。

政治学中有一个词汇，叫作“理性的无知”，通常用于分析选民的投票行为，但是，用在这种极端恐惧下的思想自我屏蔽，同样恰如其分。什么叫“理性的无知”？意思就是，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态，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生产“暴民”的机制二：利益

恐惧只能制造沉默，而利益诱惑则能造就积极分子。这是权力制造暴民的第二个台阶。在艾希曼的自述中，以及阿伦特对他的描述里，艾希曼似乎只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公务员，被动而茫然地执行着命令，因而“不知不觉”犯下了罪行。果真如此吗？还是，当权力向社会撒下利益的诱饵，他是努力跳起来去够那些诱饵的人？

1932年，纳粹党赢得大选之际，艾希曼即刻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1934年，他又加入纳粹的安全部门。这都是他主动的选择。之后，因为工作积极、表现出色，他不断获得升职，成为整个帝国的“犹太人事务”的第一执行人。到最后，党卫军的“犹太人事务管理办公室”直接被叫作“艾希曼的办公室”。

比职业升迁带来更大满足的，是心理上的成就感。26岁加入纳粹党之前，艾希曼可以说一事无成。虽然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可能是学习不够用功，也可能是不够聪明，艾希曼甚至高中都没有毕业。而且，由于长了个犹太人式的鹰钩鼻，他从小还是小伙伴们的嘲笑对象。从职业学校毕业后，他找到了一个汽油推销员的工作，但是没过几年，又被解雇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成为其中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虽然到最后，艾希曼的正式职务并不是很高，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处级或厅级干部，但是，由于其位置的特殊性，所以权力巨大。当时的犹太人团体，是走是留，如何走、如何留，走到哪儿、留在哪儿，他往往具有生杀予夺之权。所以，从1939年开始，就有报纸称艾希曼为“犹太人的沙皇”。一个犹太人这样记录艾希曼当时留给他的印象：“艾希曼进来了，像一个年轻的神。他那时很帅，高大，黝黑，闪闪发光。他的行为也像是神——他决定着逮捕或者释放谁，取缔或者放行某个机构，创办或者审查某个犹太人报纸，甚至最终，决定着谁能动用犹太人的银行账号。”

大家想想，这是何等的光环，一个33岁的年轻人，一个签名，一句话，决定着无数人的命运，而仅仅是在7年前，他连一份推销员工作都没有保住。所以，哪怕战争结束，他已经逃亡到阿根廷，从“神”重新变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养兔专业户”，他依然沉浸在昨日辉煌中。最后他之所以暴露自己，被摩萨德抓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实在忍不住向当地的其他德国移民炫耀自己是谁。在一张送给朋友的照片背面，他郑重其事地签名道：阿道夫·艾希曼——党卫军军官（退休）。

所以，艾希曼绝不仅仅是个被动的螺丝钉，“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罪人。他是高高举手要求成为螺丝钉，他是主动跳进那个杀人机器。在法庭辩护中，艾希曼不断强调自己只是个政策的执行者，却不谈论他如何把自己放到执行人的位置上去，这显然是避重就轻。这就像一个醉汉不断宣称，自己因为别人劝酒而喝醉了，却不提及是自己主动走到“别人的”酒席中去。艾希曼的恶，不仅仅是“平庸之恶”，而恰恰是“不甘平庸之恶”。

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艾希曼是那个向利益诱饵走去的人，当权者则是诱饵发放者。人为什么会作恶？因为作恶会带来无穷的好处：升官、发财、虚荣心的满足。一切极权体制招募打手的机制，都是对权力和资源进行最大程度的垄断，从而使得有抱负的人放眼望去，只有这扇门可以敲开。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抱负或甚至有虚荣心的年轻人想向上流动，想从nobody变成somebody，而是在一个资源垄断的体制中，这些年轻人获得成功的最便捷途径，甚至唯一途径，就是加入一场恶的游戏。

生产“暴民”的机制三：意识形态

恐惧、利益是普通人作恶的两个台阶，第三个台阶，则是意识形态。恐惧让人沉默，利益让人积极，意识形态则令人狂热。意识形态是什么？我们之前也讲到过，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翻译软件，把一个混乱的、无序的世界“翻译”成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很少有普通人愿意去作恶，但是，如果有一种意识形态把恶“翻译”成善，或把“主动的大恶”翻译成“不得已的小恶”，那愿意作恶的人就不但乌泱乌泱的，而且慷慨激昂了。

纳粹主义，就是这样一种翻译软件。我们今天可能觉得，纳粹的种族淘汰论简直愚不可及，德国人怎么会接受如此荒诞的意识形态？但是，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纳粹主义并非完全不可思议。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尔文主义思潮盛行全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一弱肉强食的法则，不但适用于动物界，也适用于人类，不但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国族。

因此，从一开始，纳粹主义就是以“生物进步主义”的面目出现的。它宣称，其宗旨是要将人类最“优秀”的基因，也就是所谓雅利安人基因，发扬光大，而“劣等民族”，比如犹太人，则应当从人类的基因库中被抹去。阅读纳粹德国史就会知道，他们消灭的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一系列配套的“生物进步主义”措施，比如，对老弱病残实行安乐死工程，绝育工程，消灭精神病人，消灭吉卜赛人，各种优生学措施，等等。

我以前读《纳粹医生》这本书，有一个细节印象深刻。作者说，在整个德国纳粹史上，尽管杀人无数，官方文件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杀死”（kill）这个词，永远都是“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正面或中性词汇。也就是说，纳粹从来避免以屠杀者的身份出现，他们试图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以“科学理性”的面目出现，以“进步推动者”的面目出现。用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而已。”

因此，当时很多普通德国人，正是通过这种“生物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看待纳粹之恶，而通过这个“翻译软件”看到的恶，就不再是恶了，是为了迎接美好明天进行的“大扫除”。艾希曼之所以如此热情洋溢地投入到反犹工作中，也正是因为接受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在20世纪50年代的访谈中，他明确表示：“在完全理解《凡尔赛条约》的耻辱之前，我已经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奉者了。很大程度上，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超级民族主义。”他甚至表示，他是康德的信徒，不过，他说，“苏格拉底式的智慧，应该臣服于国家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