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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家建构（第4页）

相比之下，那些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它们的财政和组织能力都非常低下，结果就是政府对很多公共问题一筹莫展。举一个公共健康问题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疟疾是一个困扰人类多年的问题，尤其是在非洲，每年都有几十甚至几百万人因此丧生。但是，这个病的防控从技术上而言，并没有那么难，只要家家户户都挂上含有防虫剂的蚊帐，这个病的传播率和死亡率就会大大下降。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很多非洲政府就是拿不出买蚊帐的钱，只能看着本国无数民众尤其是儿童白白死去。一个国家没钱造航母、造原子弹还可以理解，但是蚊帐都买不起，这就是国家能力低下带来的悲剧。直到最近，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非洲的蚊帐普及率才显著提高，疟疾的死亡率也下降了一大半。

“国家”视角解释的第三个方面，是经济发展。一定程度的市场自由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成为常识。但是，市场自由是怎么来的？以前人们简单地认为，市场自由就是摆脱政府，就是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捆起来，然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会开始工作。于是，就有了效率的提高、经济的繁荣，这就是所谓“自发秩序的扩展”。但是，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是这么简单，不存在所谓“自发秩序的扩展”，所谓市场自由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就像交通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交警在维持秩序。

最简单而言，市场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产权保护，那么，谁来保护产权？虽然政府有各种可疑之处，但是通常而言，它比街头那些脖子上挂着金链子、胳膊上刻着刺青的黑帮混混要靠谱，因为它的时间视野通常比黑帮混混要长——黑帮混混今天还在斗殴，明天可能就被打死了，但是政府不能不管明天。

因此，我们去买房之后，都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了，还要去领一个房产证。如果市场只是“自发秩序的扩展”，那我们拿到房子，交易就应该结束了。但是，事实上，只有房管局给我们发了房产证，我们心里才会踏实，对不对？为什么只有拿到政府发的这个小本本，我们心里才踏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政府盖了章的小本本，意味着我们对这个房子拥有的所有权利，至少从法律上而言，从此有了一个暴力机器的保护。

而当政府不具备暴力垄断能力的时候，这种对产权的踏实感就不复存在了。在巴西，很多富人过着像囚犯一样的生活。为什么？因为黑帮盛行，政府又干不掉它们，富人随时被抢劫、被绑架，甚至被杀害，于是，富人的房子常常是安装双重钢铁门、电网、保安塔、远程监控系统，甚至还有无人机来回巡逻。上次课谈到的墨西哥是另一个例子。墨西哥有个城市蒂华纳（Tijuana），被称为“世界谋杀之都”。这个城市在20年前，还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经济繁荣、游人如织，但是，由于黑帮坐大，到处敲诈商铺、餐馆、酒店，慢慢地，各种店铺都逐渐关门，一个曾经繁华的旅游城市凋零为一个空空荡荡的鬼城。而这恰恰是国家能力缺失造成的局面。

除了产权保护，还有学者认为，国家对经济发展可以起到更大的引领作用，它不仅仅是保护产权的警察，还可以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前面我们讲到，“东亚奇迹”的出现带动了“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兴起。中国的崛起，则被视为是这一理论的又一例证。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写了一系列的书，试图说明所有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有过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阶段。中国一些经济学家，比如林毅夫教授，也提出“有为政府”的概念，以此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此类理论也存在着很多争议。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政府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because of政府干预，多大程度上是despite of政府干预，也有很多争论。大家以后可以继续思考这个问题。

国家能力的历史投影

所以，总结一下，国家能力很重要：它缔造秩序，它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前提，它保护产权以促进经济发展，它甚至可能还是特定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动机。在各种研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不是国家能力的重要性，而是这种重要性的可持续性。我读过一篇文章，在比较了德国被罗马帝国统治过的地方和没有被罗马帝国统治过的地方后，作者发现，在当代，前者比后者明显经济更发达，作者的结论是：这种经济水平差异与罗马统治史有很大关系。

大家可能觉得纳闷，罗马帝国已经灭亡快1000年了，怎么能影响当代的经济水平？可是，这个研究却说，当然能影响，因为只要是罗马帝国统治过的地方，就会修建发达的道路系统，而道路系统的存在，直接影响了这个地方的商业发达程度、城市形成密度，从而通过一种滚雪球效应，影响该地区以后近1000年的历史。

国家能力不但重要，而且其投影极其漫长。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研究有很多，比如，有研究越南不同地区的、哈布斯堡王朝不同地区的，甚至非洲不同地区的，结论都大同小异：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国家建构比较成熟的地方，其治理表现通常更优越。在这些文章里，有一篇干脆题目就叫“帝国死了，帝国万岁”。

所以，新的政治趋势会带来新的政治学潮流，“重新带回国家”激活了政治学的理论想象力。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谈论政治现代化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是民主转型。站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历史传统下，这一点尤其可以理解。但是，从长线历史的角度而言，更重大的政治革命可能不是“民主革命”，而是“国家革命”。只不过，相比民主革命，因为“国家革命”的发生距今更加久远，所以我们反而容易忘记它的价值。

现在，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一个国籍，“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赞比亚人”等，所以，我们很容易把“主权国家”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但事实是，同时获得外部和内部承认的、稳定的暴力垄断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在此之前，人类已经在部落、城邦、帝国、封建制、贵族领地、哈里发等政治组织形式中摸索了几千年，最后才在主权国家体系中安营扎寨。

也恰恰因为它是一种人为的建构，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这个过程艰难、脆弱，甚至可以说是一场永恒的逆水行舟。对很多国家来说，它们至今还在这个过程中苦苦挣扎。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构历史悠久的国家，其“国家能力”也是起起落落。这一点，大家对比一下汉朝和魏晋、初唐和晚唐、清初和清末，都会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倾向于把自己最熟悉的事物当作最理所当然的事物，然而，在常常不堪一击的人性面前，任何秩序都可能只是海市蜃楼。

16. 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战争

前面我们谈到，国家能力虽然未必越强越好，但是强大的国家能力非常重要。很多国家，正是因为国家能力的低下，出现持续的冲突、公共服务水平低下以及经济发展的瓶颈。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国家能力从何而来？为什么有的国家国家能力非常强大，而有的则软弱无力？在接下来的几讲中，我想谈谈这个问题。

这一讲，我想讨论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意外的因素——战争。

说到战争，我们可能都有会一种本能的反感。毫无疑问，战争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可以说罄竹难书。但是，一个反讽的历史事实是：在很多层面上，战争又是现代文明之母。战争加速了科技发展，远至铸铁技术的进步，近至核能源、计算机、超声波等技术的开发和发展，都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争还是现代金融之母，因为打仗要钱，在王室税收有限的情况下，各路人马不得不进行金融创新，于是有了债券，有了汇票，有了抵押贷款，有了中央银行。战争甚至还催生了现代民主，为什么？同样是因为打仗要钱。国王要钱而王公贵族不想给，双方相持不下，最后贵族们说：行，你要钱可以，你得让我们成立一个议会，凡事得通过议会和我们商量才行。这就是代议民主的最初起源。所以，战争加速科技进步、塑造现代金融、催生代议民主，和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关的则是，战争还缔造国家。

战争推动政治结构“中央集权化”

战争缔造国家，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淘汰过程中，战争强化那些幸存国家的国家能力。当然，这个观点不是我个人的发现，而是一批学者的看法。学者蒂利（Charles Tilly）的名言就是：“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Wars made state, states made wars.）虽然蒂利的主要分析对象是欧洲国家，但是，他的分析对于其他地区同样有参考价值。

为什么说“战争缔造国家”？蒂利的这个观点发端于一个“转型之谜”：西欧国家在1500—1800年左右的这几百年时间里，经历了一个政体形态的“巨变”。什么巨变？就是西欧国家普遍从“封建体制”走向了“中央集权体制”。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类似的“政体转型”，即所谓“周秦之变”：封建制的西周，经过春秋战国的蜕变，慢慢转变为中央集权的秦朝。只不过，在中国，这件事情发生在2000多年前，而欧洲的“周秦之变”要晚一两千年，且转型的深度比中国要小得多。可以说，西欧1500—1800年左右的政体形态变化，是一个迟到的、弱版本的“周秦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