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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治转型（第9页）

所以，南非转型的背景就是几十年的仇恨以及逐渐失控的暴力冲突。20世纪90年代初，曼德拉带领非国大和德克勒克政府谈判期间，经常是屋里在谈判，外面是各种怒吼和燃烧弹。有一次，一个极右组织干脆开着一辆全副武装的车冲进了谈判现场。

让种族冲突雪上加霜的，是经济裂痕。我们知道，基尼指数是衡量经济不平等程度的，世界上基尼指数最高的地方是哪里呢？无论是1994年还是现在，都是南非，而且是甩第二名很远的那种独孤求败式冠军。所以，种族仇恨加上贫富悬殊，南非的社会裂痕不是一道缝隙，而是一个深渊。

如果裂痕动员能够颠覆埃及的新兴民主，那么基于同样的逻辑，它就更应该颠覆南非的转型了。这一点，其他转型条件类似的国家也可以构成一个参照系。比如南非的邻居津巴布韦，也是脱胎于白人政权，权力移交给黑人多数，也是族群裂痕深刻，转型的结果是什么？内战、族群屠杀、逆向种族主义、经济崩溃、超级通货膨胀。又比如卢旺达，和南非一样，也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和谈进程，但是，就在南非举行大选的同一年，卢旺达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大屠杀，近百万人被屠杀。所以，南非的和平转型绝非“必然如此”。

共同的底线：胜利者的宽容

为什么南非能够突破社会裂痕的诅咒走向转型软着陆？或者说，为什么任何国家能够突破社会裂痕的诅咒，实现平稳转型？我把答案总结为一个词——共同的底线。民主运转起来并不需要全社会就所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不需要“万众一心”，但是它需要人们就“如何对待分歧”达成共识。这就像足球赛，比赛双方可以对抗，甚至激烈对抗，但是他们需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否则一场足球赛迅速会演变成大型斗殴。对于民主运行来说，这个“共同的底线”是什么？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胜利者保持宽容，失败者保持耐心。

首先我们来看“胜利者的宽容”。如果胜利者上台之后，开始追求赢者通吃，走向“多数暴政”，那么结果是什么？重则民主直接崩溃，轻则走向我们之前谈到过的民主伪劣化。这正是津巴布韦所发生的事情。津巴布韦的穆加贝上台之后，首先是打压曾经和他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并肩作战的战友恩科莫，为了清洗恩科莫的政治势力，在其家乡展开屠杀。然后是打击白人，推动所谓“快速土改”，其实就是鼓励黑人“打土豪，分田地”，结果可以想象：白人纷纷逃亡，占人口比例从5%左右一路降到今天的“可以忽略不计”。之后，穆加贝政府又对反对党“民主变革运动”进行各种打压和骚扰。这一切打压完成之后，津巴布韦实现了所谓的“威权式增长”吗？没有。政治专制并没有给津巴布韦带来经济增长，而是带来了经济崩溃，通货膨胀则一跃成为银河系第一。

但在南非，胜利者却保持了宽容的底线。我们都知道，南非转型，胜利者是曼德拉、非国大和黑人民众。1994年大选，非国大赢得了63%的选票，而前执政党南非国民党只赢得了20%的选票。事实上，选举对于白人来说，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游戏，因为1994年他们只占全国人口大约14%，之后，由于出生率的差异，这个比例只会越来越小。所以，只要政党按族群划分，白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通过“下次选举”掰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胜利者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他们是以一种“痛打落水狗”的姿态秋后算账，还是以一种宽容的姿态给少数群体营造政治安全感，直接决定了社会裂痕会走向扩大还是弥合。在这个问题上，曼德拉政府的做法堪称表率。

他的做法首先是权力共享。既然白人少数很难再通过选举成为赢家，那么通过制度设计给他们划出一定的“权力保留地”就非常重要。比如联邦制，虽然非国大在全国层面上拥有绝对人数优势，但由于联邦制的安排，在个别省份，比如白人聚居度比较高的西开普省，第一次大选后南非国民党仍然是最大党，而祖鲁人聚居的夸祖鲁——纳塔尔省，因卡塔党获得优势地位。

又比如行政分权，在很多国家，行政权力是赢者通吃式的，比如美国，共和党总统一旦赢得大选，那么所有的部长职位都是共和党总统任命，不会因为民主党赢了一半大众选票而把职位分一半给民主党。但是南非采取了比例原则，这样，在新政府中，南非国民党就获得了副总统职位以及数个关键内阁成员的职位，从而给了他们在关键政策上的协商权甚至否决权。

其次是财产安全的保障。南非白人恐惧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担心杀鸡取卵式的财产再分配。毕竟，南非贫富悬殊极其严重，担心民众通过民主投票来“合法抢劫”可以理解。津巴布韦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恰恰说明了这种担忧的合理性。为了安抚这种恐惧，非国大接受了在宪法中写入财产保护条款，即宪法第25条：只有出于公共目的才能征用私有财产，并且征用私有财产必须给予合理补偿。这也算是给南非的白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最后是情感上的和解。曼德拉非常重视通过一些象征性行为去消除敌意与仇恨。比如，他会去观看英式橄榄球比赛，为运动员欢呼，而传统上，英式橄榄球被视为是“白人的运动”。他还去看望维沃尔德的遗孀，维沃尔德是谁呢？他恰恰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缔造者。他甚至去学习阿非利卡语，也就是南非白人的语言……不要小看这些象征性的行为，看似平淡无奇，放在一个国家领导人身上，就可能因为他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而具有乘数效应。也不要觉得一个领导人作作秀还不简单，事实是，作秀会为他赢得很多人心，也会让他失去很多人心。到今天，还有很多南非人批评曼德拉过于讨好白人了。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就批评曼德拉，说他“too saintly”。用今天很多人的话来说，就是太“圣母婊”了。

宽容的姿态，还体现在南非著名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转型之际，如何处理几十年来种族隔离政权中的压迫者？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头疼问题。完全放过他们，有违正义原则；但一个一个去审判，则有可能让历史成为社会持续撕裂的伤口。非国大最后选择的方案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让作恶者用“坦白换大赦”：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是要求他对公众交代清楚其罪行，用交代清楚让受害者受到一些心灵的抚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仅仅是针对迫害黑人的白人统治者，而且也讯问参与暴力活动的黑人，让这个和解的过程更加平衡。

正因为曼德拉政府的这一系列做法，南非的新生民主没有像很多国家一样滑向很多人担忧的“复仇政治”或者“多数暴政”。今天很多人怀念曼德拉，是因为他推动了南非的民主转型。其实，我一直认为，曼德拉真正的可贵之处，不是他启动了转型过程，而是他让这架飞机安全着陆了。因为要说启动转型，革命斗士其实很多，但是“斗士”的问题是，他们太有战斗性了，以致常常刹不住车，无法将“革命政治”转化为“常态政治”。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说，“手里举着个锤子，最后看什么都像是钉子”。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的时候，穆加贝也是一个反殖民主义的“非洲英雄”，当时他也号召和解、号召团结，如果他在1980年因病去世，可能就是历史上另一个曼德拉了，但是就是因为他太有战斗性了，太能“痛打落水狗了”，最终没能让津巴布韦的故事善始善终。

共同的底线：失败者的耐心

胜利者的宽容，只是南非转型故事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失败者的耐心。很多时候，民主转型成功与否其实不取决于胜利者，而取决于失败者。失败者不接受失败，因为输棋而掀翻棋盘，成为无数转型走向失败的拐点。其实这也不难理解，破罐子破摔是一种很常见的心态，俗话来说就是，“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埃及2013年的政治僵局，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政治世俗派愿赌不服输，本质上不接受穆兄会胜选。于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使政府陷入瘫痪，直到最后干脆欢迎军事政变。

在南非，显然，转型的失败者是德克勒克及其领导的南非国民党。不过，正如曼德拉一方表现出宽容的底线，德克勒克一方则表现出耐心的底线。

众所周知，南非废除种族隔离政策，是从德克勒克1989年上台开始的。上台之后，他宣布停止南非的核武器项目，解除党禁，释放了包括曼德拉在内的一批政治犯，然后用4年时间去和曼德拉一方展开转型谈判。当然，我们可以说，德克勒克推动转型是万不得已，因为当时南非已经内外交困，但是，即使推动转型是迫不得已，能够成功驾驭这个过程却不容易。为什么？因为谈判是可以破裂的，历史上的谈判破裂、协议被撕毁司空见惯，大家都记得重庆谈判的结局，对不对？卢旺达屠杀的发生，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和谈的失败引爆的。

德克勒克政府与曼德拉配合，小心翼翼地驾驭了这个谈判过程。为了压住白人阵营的极右声音，1992年，他在白人内部组织了一场公投，结果是69%的民众同意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这个结果让他有了放手谈判的砝码。然后，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德克勒克政府和非国大开始协商转型细节。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权力保留地”条款，比如联邦制、行政分权安排、财产保护条款、大赦条款，还有军队和公务员的留置条款等，都是德克勒克推动的。可以说，他把这些最有可能成为转型地雷的地方给预先“排雷”了，为后来的平稳转型开拓了一大片安全地带。

1994年后，南非国民党毫无悬念地从第一大党变成第二大党。此后两年，德克勒克以副总统的身份，带领国民党参与民族团结政府，辅佐非国大执政。可以想象，非国大作为长期的“革命党”，执政经验不足，这个时候，南非国民党作为前执政党的辅佐就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