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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张伯伦与他的“绥靖政策”（第1页）

上一回咱们讲到慕尼黑协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最终覆灭，这可以说是将英法两国推行的“绥靖政策”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读到这里，估计很多朋友都对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憋了一肚子火，觉得他简直就是个老糊涂、卖队友、助纣为虐的典型。

确实，站在我们“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手握历史的标准答案，张伯伦的所作所为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那么的愚蠢短视。但是，历史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张伯伦和他所代表的英国，当时做出那样的选择，真的仅仅是因为“老糊涂”或者“胆小怕事”吗？这背后有没有更深层次、更复杂的原因呢？

这一回，咱们就暂时收起愤怒的情绪，尝试着戴上“历史学家”的眼镜，回到1930年代的英国和欧洲，用一个更客观、更全面的视角，去解码一下那个备受争议的“绥靖政策”，看看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张伯伦这口“黑锅”又该背多少。

提起张伯伦，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就是那个在慕尼黑会议后，从飞机上走下来，挥舞着一张纸，兴奋地宣布“我带来了我们一代人的和平”的形象。这个形象，后来成了“天真”、“愚蠢”、“对牛弹琴”的代名词。似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张伯伦和他那套绥靖政策要负主要责任。

把他描绘成一个“老糊涂”、“胆小鬼”，当然很简单，也很解气。但如果我们真的想理解历史为什么会那样发展，恐怕不能仅仅停留在贴标签上。

张伯伦本人，其实并非一个无能之辈。他在成为首相之前，在国内政治（比如财政、卫生改革方面）也颇有建树，是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而且，他追求和平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真诚的。那么，这样一个并非愚蠢的政治家，为何会坚定地推行一条最终被证明是灾难性的绥靖政策呢？

要理解绥靖政策，就不能只看张伯伦一个人，而要看当时整个英国乃至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大环境。可以说，绥靖政策的出笼，是多种因素复杂交织的产物：

1.对战争的极度恐惧：一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和巨大伤亡（英国损失了近百万青壮年），给整整一代英国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人们对战争的恐惧深入骨髓，任何可能引发另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行为，都会引起民众和大部分政治精英的强烈反感。“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成为了当时英国社会的主流思潮，也是任何政治家都不能忽视的“民意”。张伯伦本人就是这种思潮的坚定信仰者和代表者。

2.对《凡尔赛和约》的“反思”与“愧疚”

一战结束后不久，英国国内就出现了一股“反思”的声音，认为《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处理过于苛刻和不公。很多人（包括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政客）觉得，德国人抱怨凡尔赛条约是有道理的，比如莱茵兰非军事化、禁止德奥合并等条款确实有点“欺负人”。他们天真地认为，如果能逐步修正这些“不公正”的条款，满足德国一些“合理”的诉求，就能化解德国的不满，从而维护欧洲和平。这种对德国某种程度的“同情”和对凡尔赛条约的“愧疚感”，也为绥靖政策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虽然是错误的）。

3.军事和经济上的“力不从心”

一战和之后的大萧条，也让“日不落帝国”的家底儿被掏空了不少。英国在战后进行了大规模裁军，到了1930年代中期，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军步伐（虽然纳粹的宣传有不少水分，但声势吓人），英国人发现自己的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和空军）是准备不足的。真要撸起袖子跟德国干一架，英国人心里也没底。因此，“拖”字诀就成了首选：用谈判和让步来争取时间，赶紧重整军备。这是一种无奈但现实的考量。同时，经济上的困难也使得政府不愿意在军备上投入过多，担心影响经济复苏和社会福利。绥靖，看起来比对抗要“省钱”。

3.“红色威胁”大于“褐色威胁”？反共意识形态作祟

这一点也非常关键！在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和许多统治精英看来，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威胁，远比纳粹德国的威胁更可怕、更根本！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虽然讨厌，但他们至少是“民族主义者”，是“反共”的，还能在国内带来所谓的“秩序”；而苏联输出的共产主义革命，那可是要彻底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财产的“洪水猛兽”，是对大英帝国全球利益的直接挑战！因此，宁可容忍甚至扶持一个反共的德国（哪怕是纳粹德国），也不能让共产主义在欧洲（特别是西欧）扩张。这种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形态，使得英国在面对纳粹扩张时，往往采取了纵容甚至暗中鼓励（比如希望德国“祸水东引”去对付苏联）的态度。这无疑是绥靖政策重要的思想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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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希特勒本人的严重误判

张伯伦等人，确实严重低估了希特勒的邪恶本质和无限野心。他们可能真的相信希特勒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其目标仅仅是推翻凡尔赛和约、收回德意志民族的聚居区。他们试图用传统的外交逻辑和“绅士风度”去理解和应对一个完全不按常理出牌、毫无信义可言的战争狂人，结果自然是被耍得团团转。